郑筱筠：近几年来风云突变的中东局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东局势震荡全球市场”的新闻报道甚至以最大的字体出现在新闻媒体中。《利比亚战局令国际油价受压》等等文章一再显示中东动荡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东板块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由于中东地区在世界板块中是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宗教信仰板块，那么如何评价中东变局的性质？如何看待中东变局后面的宗教因素？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与宗教的“教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中东地区的现代社会转型与宗教的现代转型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其未来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为此，我们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吴云贵研究员、周燮藩研究员、李维建副研究员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度对话。
首先，回顾这一年多的风云变幻，我们对中东变局的性质逐渐形成一种基本的把握。
吴云贵：过去的一年间，阿拉伯世界持续动荡不安。始自2011年1月突尼斯的社会政治动荡，迅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蔓延，几乎席卷了大半个阿拉伯世界。北非的突尼斯，一向被视为一个现代化、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即使上世纪80年代初伊斯兰复兴大潮涌动之时，这个国家依然应对自如，没有发生过大的动乱。然而，此次面对民众不断升温的反政府示威，突尼斯的本·阿里政府在勉强支撑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推翻了。随后，北非政治、文化大国埃及成为一场新的反政府风暴的中心，穆巴拉克总统在民众的抗议声中，由于失去军方支持，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就被迫宣布辞职。阿拉伯世界另一军政强人、利比亚的卡扎菲，也未能逃过这场风暴。但不同于前两位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政权是在西方国家军事干预下最终被推翻的。在实行君主制的海湾国家巴林，民众抗议的浪潮也曾使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后来在沙特和阿联酋出兵镇压之下暂时恢复了平静。在极度贫困落后的也门，反对派发动的和平示威不久就升格为反对执政当局的暴力武装沖突。萨利赫总统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苦苦挣扎了一年之后，最终在“海合会”的调节之下，以“让权”换取“豁免”，暂时结束了政治混乱。在阿萨德家族执掌权柄的叙利亚，由于美国等西方列强力挺国内外的反对派势力，不断以经济制裁向其施压促变，要求巴沙尔下台的呼声尽管并非主流民意，依然使巴沙尔政府处境艰难。
周燮藩：22个阿拉伯国家，除卡塔尔外无一幸免。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动乱至今未止息。现在回顾这一过程，可以肯定，从直接的“导火线”和原因看事件具有突发性。无论世界还是阿拉伯各国统治者，即使是事变的参与者都没有事先预料到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如此剧烈的影响。这次社会运动中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是中东北非新崛起的青年一代和中产阶层，特别是占总人口40%的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大多受过现代教育，在信息化时代成长，受困于就业艰难、经济停滞、贪腐成风、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以及经受十几年、几十年的军事戒严和专制统治，强人政治正在转向家族统治，并伴随着腐败和无能。他们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手段，互相动员和协调，掀起了要自由、争民主、争人权、谋民生和反腐败的示威游行。
郑筱筠：在大规模群众抗议浪潮的沖击下，同时在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下，中东地区局势陷入严重动荡。在此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或通过民众抗议浪潮（如突尼斯和埃及）发生政权变更，或通过外部军事干预发生政权更迭（如利比亚）。这些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剧变表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东正经历着一场内外交织的变革。可以说，世上偶发事件很多，但偶发事件深化成社会运动，背后必有某些必然性。事实上，在这场动荡之中，经济危机因素、政治因素、中东地区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重越来越高、网络因素在其间的作用等都是引发中东变局的一系列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全面考量中东变局后面的秩序重建及其原因。
吴云贵：首先，经济问题是引发国内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国家除海湾石油输出国较富裕外，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生艰难成为引发社会不满和抗议的普遍原因。突尼斯、埃及、也门社会动荡皆因经济困难、应对无方所引起。
其次，国家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腐败无能，引起民众不满。发生动乱的几个国家，无一不是长期实施威权主义、严重缺乏政治民主的高度集权国家。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都是大权独揽的军政强人，他们在各自国家分别执政23年、30年、33年和42年，这种“老人政治”所体现的僵固不便的体制问题成为民众不满而要求变革的直接根源。
第三，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成为引发阿拉伯民众抗议最重要的外因。美国中东政策的出发点是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此不惜损害阿拉伯国家利益，而有些阿拉伯国家当权者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甘愿充当美国的工具，密切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激起了阿拉伯民众强烈愤恨和失望。正如有的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这一波社会政治动荡首先发生在与西方关系良好的突尼斯和埃及，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四，一些国家传统社会结构中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分裂、国家政权解体。例如，卡扎菲政权的解体就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没有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没有理顺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部落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直接相关。卡扎菲政权的反对派，主要是以班加西为中心的利比亚东部昔兰加尼地区的各部落。这表明，卡扎菲当年在“绿皮书”中所标榜的欲建立平等、和睦、互助友爱的部落关系、民族关系的目标遭到失败。家族统治、部落纷争、教派沖突，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社会历史遗产，在许多中东国家成为政治动荡的重要诱因。
郑筱筠：中东地区的变局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指出，伊斯兰复兴的“觉醒是全面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虔诚；它不仅是知识的和文化的，也不仅是政治的，它是这些的总和，是对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重建。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人们在分析中东变局时，宗教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周燮藩：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后期，一种潜在却影响深远的变化已在伊斯兰主义组织中悄然发生，即政治伊斯兰转变为社会伊斯兰。从20世纪90年代起，伊斯兰主义组织已不再是限制在社会外围的小型或边缘化的组织。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些观念也并非仅限于小型激进或极端组织的主张，在上层社会也出现较前明显的伊斯兰倾向的存在和诉求。在中层和低层的民众中可以见到。在严厉的政治打压下，伊斯兰主义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目标改为在草根层次上形成个人的伊斯兰结构以及改变整个社会，他在社会服务（医院、诊所、法律援助机构等）、经济领域（伊斯兰银行、投资合作社会、保险公司等）、教育方面（学校、托儿所、青年营等），以及宗教出版和广播等工作，通常以帮助青年和老人为主。在政治方面，他们放弃暴力和对抗，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作为合法的反对派取得过一些成绩，在一些国家已有过组织内阁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随着政治变革的深入发展，伊斯兰主义组织很快就参加到运动之中，并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采取稳健而有力的步骤，借机推动自身的政治发展，成为变革进程中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我们看到，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突尼斯复兴党和穆斯林兄弟会都没有坚持原有的伊斯兰主义纲领，而是组建体现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政党，并在议会选举中已取得多数议席。突尼斯复兴党明确表示，将推动突尼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国家。该党主席拉西德·加努奇认为，突尼斯不会走向伊朗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模式，政治发展将以土耳其为模式。在他看来，在土耳其虽然由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和发展党主政，但国家和宪法仍是世俗的，以政教分离为立国根本。
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声明，该党的政治目标，由先前主张的建立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秩序，转为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但“非神权”的、多党民主制的“公民国家”。因此，该党面向所有的埃及人，包括妇女和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该党强调，政治改革是所有真正改革的开端。该党接受民主，支持政治多元化发展，提倡各党和平地轮流执政。政治改革包括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公民自由、组建政党自由、新闻和言论自由、建立分权体制等。该党主席穆尔西指出，自由与正义党没有宗教性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是非“神权”的“公民政党”。
李维建：伊斯兰力量在这次事变中呈现出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即伊斯兰主义的再次分化：形成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以及处在二者中间的赛莱菲耶派。
温和的伊斯兰义对现代制度并不完全否定，主张保持一定的制度延续性。另一个重大转变是温和伊斯兰主义愿意成立政党，承诺参与政治选举，让选票决定政治。所以温和派伊斯兰主义，又被称作伊斯兰议会主义。但同时，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宗教与政治目标并未改变，“伊斯兰教就是解决方案”的初衷未变，改变的仅是手段。在埃及，温和派占据穆斯林兄弟会主流并掌握领导权，说明该组织已经从赛义德·库特布的“暴力革命理论”，重新转向哈桑·班纳的“渐进革命论”。目前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温和派已占据伊斯兰主义的主流位置。
以埃及为代表的赛莱菲耶力量的崛起，是这次中东事变中的新看点。赛莱菲耶在斗争手段上与温和主义者有相同之处，同意参与政治选举。但在未来的国家制度上则存在分歧，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将建立一个“参照伊斯兰教理论的公民国家”，而赛莱菲耶则直言建立“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国家”。赛莱菲耶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未来国家的模式上没有分歧，却在实现方式上各执一词，一个参与民主选举，一个则坚决拒绝，诉诸武力手段，实现教法治国。
在这次政治变局中，伊斯兰主义的分化已经相当清晰。极端主义虽不甘失败，却已被边缘化。接受选举政治的伊斯兰力量，逐渐步入政治伊斯兰的主流，且受选民的青睐。他们在当前的权力争夺中，已占尽先机。
郑筱筠：中东国家的政治可以分为王室政治、强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三大类。由于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具有强烈伊斯兰教色彩的地缘政治关系带。但其间又形成了伊斯兰教内部的以什叶派和逊尼派为主导的“教派”政治集团。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中东政治动荡中，如果说德黑兰可能主导建立一个“什叶派新月带”，那么埃及作为中东有影响力的另外一个大国，也有可能在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下，形成一个“逊尼派新月带”。因此可以说其地缘政治背后也有“教派”政治的身影。在中东板块中，政治与宗教，尤其是宗教内部的派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把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与“教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此次对话的第三个焦点。
吴云贵：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在部分国家再度崛起。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一波反政府的民众抗议浪潮，并非由政治伊斯兰势力所发动主导，但许多事实表明，有些政治伊斯兰势力很可能成为这场运动中的大赢家。例如，北非的突尼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倾向运动”，当时并未采取直接的反政府行动，而只是主张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来抵制、淡化突尼斯社会中日渐强烈的西方化、世俗化倾向，就为政变上台的本·里政权所不容。镇压下一度被迫逃到英国避难的拉希德·加努希，如今已成为突尼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领导的伊斯兰复兴党成为反对派中最大的一支力量。
二是积极参与政党政治。在二战后的阿拉伯世界，随着世俗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但这种政治伊斯兰形态的悄然兴起一直受到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打压。因此，政治伊斯兰势力是否能获准成立政党，可以作为考虑其实际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成立政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在多党制框架下积极参与选举政治，以通过权力分配扩大政治影响，实现政治利益。在实行多党制的埃及，以往举行的历届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推举的候选人只能以“独立人士”而非政党的名义参选。但是在去年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穆兄会为主要社会基础的自由与正义党不仅获准参选，而且大获全胜。该党共获235议席，得票率为47.2%，一跃成为埃及人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此外，另一更为保守的赛来菲派（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光明党获得125议席，得票率为25.1%，位列第二。这些事实表明，政治伊斯兰与民主政治的理念并不是格格不入的。组建与宗教非政府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代政党组织，实际上也是群众性宗教组织为适应现代政治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种现象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表现。例如，也门变局中的宗教因素就包括也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趋向。也门的穆兄会原为温和的原教旨主义派别，1991年海湾战争后转为激进，鼓吹加速使也门成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该派为推进“社会伊斯兰转型”而组建的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1994年后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该党在2003年议会选举中曾获得46席，选民支持率为22.6%。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约旦，于1991年6月宣布取消了长达33年的党禁。根据1992年9月议会通过的政党法，以约旦穆兄会为主要社会基础的伊斯兰行动阵线党获准参与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该党被视为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政党，一度为议会（众议院）中最大的反对党。但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议会并无实权，所以容许宗教政党参与议会，实为“开放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实际作用不大。
三是教派政治愈益同地缘政治相结合。当前中东变局中的宗教势力主要有三：一是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温和政治伊斯兰势力；二是以“基地”阿拉伯分治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三是以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伊斯兰轴心国家。以上三种势力中，逊尼派轴心国家体现的宗教色彩、宗教因素时隐时现，常常被人忽视，因为在此次中东变局中，这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表面上是通过“阿盟”和“海合会”这类非宗教性的地区组织为活动舞台。但稍予观察就不难发现，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在应对阿拉伯世界热点问题时，经常将教派政治与地缘政治密切结合。有时为了维护本国或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它们不仅会求助美国和西方，而且在借助外力打压某些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时，可以置阿拉伯和穆斯林兄弟之情于不顾。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发生在精于此道的西方国家身上，人们不会感到惊奇和意外，而发生在一些曾经长期遭到西方殖民主义侵害的阿拉伯发展国家身上，人们就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教派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为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带来复杂性和某种不确定性。尽管中东政治易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但如果仅从教派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中东政治，也会造成许多误判。此外，将教派意识引入现代政治是否正当，如何发挥宗教文化资源的建设性作用问题，教派政治能否正确地认识和解释国际政治行为，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讨论。
郑筱筠：令人关注的是，在中东变局中，我们渐渐感受到伊斯兰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转型。一个小贩的举动引发了整个中东地区出现了“蝴蝶效应”，它的意义远大于这个事件本身，它对全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甚至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全球战略。
周燮藩：这次中东北非的剧变，至今为止最大的受益者是长期遭到压制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在专制统治推翻后，伊斯兰主义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原有的世俗主义政党在专制统治势力很小，新的青年一代的成熟和重组尚须待以时日。因此，在短期内上述的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如埃及的自由与发展党和突尼斯复兴党，赢得议会选举，甚至组阁执政都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看到，新建的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都明确放弃伊朗的模式，意识到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历史使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模式。这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新的探索和努力，代表了一新的方向，象征着新的希望。其次，在剧变后的改革，他们都看到了土耳其模式的成功。土耳其模式是世俗主义为基础的，经过几十年磨合，新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参政模式（土耳其模式是：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推进现代化和民主化，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从完全倚重西方到重视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最后，这次中东北非的未来仍然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影响、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和转换三个方面。阿拉伯各国的未来前途，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阿拉伯人民的努力。
李维建：从20世纪90年代始，各伊斯兰主义组织日益关注民主、选举等政治话题。穆斯林兄弟会最为典型。自20世纪70年代始，穆斯林兄弟会逐渐经历了一个持续至今的转型过程。其成员的主体从保守的宗教人士、社会中下层，逐渐转变为律师、法官、医生、小商人、大学生等社会中层，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其宗教观念也逐渐趋向于开放，认为“政治伊斯兰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法和哈里发制”，认可民主、自由、多元观念，接受现代政治规则，有部分成员甚至赞同以“民主是解决方案”为新口号。当然，它坚持认为现代观念与政治民主也蕴含在伊斯兰教中，而非单纯地源自西方。在实践中，穆斯林兄弟会放弃了暴力手段，广泛开展宗教慈善，转而走议会路线参与政治。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转型？首先，这种转型有被迫的性质。兄弟会自成立以来，其强硬而保守的宗教-政治路线，屡屡碰壁，遭受各国政府打压和镇压，难以实现其目标。经历痛定思痛之后，才不得不转型求生。其次，伊斯兰主义也从温和化中取得了实际的好处。不但自身形象得到改善，民意大增，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梦寐以求的政权。再次，伊斯兰主义的转型，手段大于内容，总体上看是一种策略或战略转型，核心与本质的变化尚需观察。比如，穆兄会在这次动荡的初期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寻求议会多数，正如此前也说不会成立政党参与选举，以及最近不会推出总统候选人一样，结果都食言了。不惜食言自毁形象的动力在于对权力的渴望。穆兄会深刻地理解当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定理：公平自由的民主选举＝伊斯兰主义上台＋世俗民族主义下台。只有转变策略，做出部分妥协才有机会。第四，伊斯兰世界内外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将穆兄会这样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排除在权力之外，实际上更危险。与其如此，不如适当“招安”，缓和矛盾。这也为伊斯兰主义掌权提供了一定的舆论环境。
事实上，当前因为民选的胜利而欢呼的伊斯兰主义，陷入一种“两难选择”：当前的胜利，部分原因是不再固执于保守的伊斯兰教法治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放弃保守观念，全身心拥抱自由民主。除了从原来呼吁“伊斯兰国家”到建设“伊斯兰民主国家”的政治战略转变之外，“温和”伊斯兰主义不会转向自由主义。对于部分西方学者所言之“后伊斯兰主义”，更是过于乐观了。
郑筱筠：中东变局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动荡，它凸显出重建伊斯兰教精神世界秩序的理性自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激进的极端分子不再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分子，相反，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成为这个变局运动的生力军。这暗示着中东伊斯兰教内部自身的变革，它开始反思和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对话模式，试图在世界秩序中重建新的国际形象。在国际问题分析家们的眼里，这已经不仅仅是人民的运动，更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战场与不同目标的追逐之地，同时更是经济利益的逐鹿之所。他们认为现在的态势，既不是冷战式两大阵营对峙，也非“文明沖突”，而是一种新的“全球社会体系”对抗“全球权威体系”的“双层化世界”。这不仅是地区秩序的重建，世界秩序也正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建。就中国而言，现在正是积极调整我国中东战略的最佳时机。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