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近期举办以“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为主题的工作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了交流与讨论。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颂教授指出，自古以来，帝国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大一统体制，必然匹配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有扩张期的冲动，对暴力与征服的崇拜；有收缩期的恐惧，对和平与维系稳定的渴望，这些都需动员与耗费大量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宗教武装其头脑，商业新鲜其血液。三者密不可分。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金华发言指出，佛教在历史上曾经与数个大帝国发生过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在其为帝国全球化提供助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国际品格。佛教具有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情怀，所以虽然它起源于南亚却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不止步于南亚或中亚地区，而是不断向外传播，最终横跨整个亚洲。佛教还具有天然的商业精神。佛教自古以来就是“一带一路”上商业活动的天然伙伴。佛教僧侣与商人的追求与使命固然不同，但商队的驼铃与僧人的锡杖却常常交相鸣响在黄沙古道上。二者的联合有物质性的——如交通等技术手段，有精神性的——如商人寻求佛法的庇佑，多重原因，注定了佛教与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发言的题目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佛教与商业文明》，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了佛教与商业的关系。所谓佛教商业化现象，特指商业资本进入佛教领域，并借教敛财的现象。他指出，佛教、道教的商业化问题目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诸多宗教团体中，为什么佛教、道教的商业化问题最引人关注？他回顾了1949年以来佛教团体的经济发展情况，说明了佛教商业化的背景。如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寺院土地被没收，原本拥有农禅并重传统的佛教不得不开展一定的手工业、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善佛教界经济收益异常窘迫的局面，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进行自养的口号。各地寺院开始开办素菜馆、法物流通处，一些寺院还收起了门票。而如今，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这实际上侵害了佛教界的自身利益。如为了营建寺院，在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出现了寺院借贷、甚至承租等现象。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旅游、文管、园林、宗教等部门九龙治水，也导致乱象难以根治。而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人们对佛教、道教又寄予了某种“代表传统”的意象，这些都无形中放大了质疑的声音。

圣凯指出，佛教商业化治理既是一种神圣的回归，更需要一种教化。佛教团体本身要维护宗教的神圣性，依戒律进行治理；要与时俱进，以国家法律法规为框架，规范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佛教界要认清寺院经济的本质，通过修道和弘法，让寺院经济回归“供养经济需要”；加强制度监督与审计，加强内部的集体决策与监督，避免寺院经济成为“个人所有”，而是回归“常住所有”。圣凯说，商业时代是佛教从未遇见的，佛教界如果不反思与应对，就会真正被“商业化”。佛教必须有“化商业”的勇气与智慧，这是两千多年农业时代佛教的结束，也是新时代佛教的开启。同时，佛教界要对“新时代”有充分的认识，需要积极推进现代意义的佛教中国化，回归佛教的教化本位。

（来源：2018年7月10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