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术史的演变，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也受到影响。奥古斯丁几乎总是首先作为重要的宗教思想家而被人们研究。然而，随着现代的历史考证方法和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人们发现奥古斯丁思想的柏拉图主义哲学痕迹如此突出，对他的历史认识有了偏移。特别是如何解释早期的“哲学家”奥古斯丁向后来的“基督徒”奥古斯丁的巨大转变，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近一个世纪的学界讨论。

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在公元386年反对柏拉图主义哲学并全身心皈依了基督教，但怀疑的声音也在增加。20世纪初，法国宗教史学家阿尔法里克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总结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早期奥古斯丁的灵性发展是一个从摩尼教到怀疑主义再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三阶段历程，所有阶段都不是基督教的。所以奥古斯丁当时只是从礼仪上接受了基督教传统，是“受洗了的柏拉图主义者”，到后来才真正领悟了基督教的核心教导。问题变成了早期奥古斯丁在理智层面皈依了基督教还是柏拉图主义。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奥古斯丁学者都被卷入争论。

1954年，在巴黎召开了著名的奥古斯丁研究大会讨论“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大部分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在改信的时候既真诚地接受了基督教，同时也仍然受到新柏拉图主义深刻的影响。作为传统观点的延续，他们既要辩护奥古斯丁的宗教皈依是真诚和完全的，从而《忏悔录》的记载也是真诚的，同时也要解释早期著作——《加西齐亚根对话集》——中占据主要分量的柏拉图主义哲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因为早期著作文本阐释的空间非常有限，可以说数十年来学者们未能较好地从理论上解决阿尔法里克问题。

20世纪6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从当时特殊的知识氛围来看待作为个案的奥古斯丁。法国哲学史家库塞尔反驳阿尔法里克问题的进路具有代表性。他不仅用扎实的文献考证证明了在米兰存在一个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圈子，而且指出这个圈子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阅读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著作寻求对基督教奥秘的理解。奥古斯丁与许多人一样认为在基督教信仰和新柏拉图主义理性之间有一个综合的可能，因为唯一的上帝是双方权威和理论的来源。

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是这个关系密切的圈子的核心人物，是第一个令奥古斯丁仰慕钦佩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他的寓意解经法打消了奥古斯丁对《旧约》关于上帝与物质世界关系的疑虑。米兰圈子几乎是罗马帝国西部唯一能够深入讨论“非物质灵魂”概念的地方，因此奥古斯丁不是在罗马而是在米兰获得了理解“道成肉身”的哲学契机。晚年皈依的基督徒维克多里努斯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也是最早从哲学层面论述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他在米兰流传的著作和故事都鼓励奥古斯丁融合而不是孤立宗教与哲学两者。总而言之，奥古斯丁信仰的转变是整个复杂的环境作用结果，《加西齐亚根对话集》是他通往虔诚信仰的必要的哲学练习之作。

20世纪的学术公案仍有持续热度和重要意义。它加深了我们对宗教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也提醒我们不能简单用宗教与哲学等现代概念框住古代思想，而应该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本。在学术方法论上，我们看到不同语言文化乃至不同学科的奥古斯丁研究并非完全同步。当法国学者在巴黎会议上为阿尔法里克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英语学术界才刚开始翻译奥古斯丁早期著作，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追踪与跟进也是滞后的。跨文化研究除了在基础文献整理与汉语翻译方面做出努力，还应尽量还原和客观看待已有的学术谱系，形成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观点。好的问题既能吸引人文学科多方面学者的参与，又能反过来推动各学科的发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是趋势，也是宗教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2016年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