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教（fetishism）是一个有着“邪恶”谱系的名词，它虽然具有很强的理论启发性，然而，由于其内涵的复杂性和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使得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多义性甚至歧义性。要弄清楚这一概念，我们很有必要对其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一番清理，特别是考察从fetish到fetishism及其之后的思想理论变迁情况。关于拜物教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大概可以将其学术史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拜物教”。一般认为，法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德·布霍斯（Charles de Brosses）首次提出并将拜物教概念运用于比较宗教学。他将非洲原始族群所崇拜的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等称为“物神”，而把原始族群对这些“物神”的崇拜本身称为“物恋”，并进一步将含混的物神和物恋概念统一为“拜物教”，把它提升为某种宗教理论。虽然布霍斯提出了拜物教概念，但是他在用法上却没有严格区分物恋（fetish）和拜物教（fetishism），而且经常混合使用。然而，拜物教理论的继续发展却恰恰体现在这二者的区别上，从而形成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关于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关于物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虽然分析路径不同，但是他们都把拜物教从原始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批判方法。

第二类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拜物教”。起初，马克思也是在宗教学意义上使用“拜物教”概念的，认为原始拜物教是一种“感性欲望的宗教”，并对这种宗教的现实反映进行了批判。但是，马克思对于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贡献并不止于此，而是在于首次把“拜物教”概念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从而开启了拜物教批判的新阶段。最明显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来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拜物教批判贯穿到整个《资本论》之中，他把拜物教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成为遮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纽扣”，它不仅遮蔽了商品生产的秘密，而且遮蔽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秘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隐藏的这种人剥削人、物支配人“秘密”的解蔽或者呈现。在全球化日益普遍化、交换关系日益泛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并重新挖掘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第三类是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拜物教”。“fetishism”除了“拜物教”的意思外，还可以翻译成“恋物癖”。弗洛伊德是对恋物癖进行精神分析学解析的创始人。与马克思的理论路向不同，弗洛伊德侧重于从人的主观心理出发，分析人对物的迷恋机制。这种非正常的心理机制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病症，其根源在于某人对另一个人产生迷恋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用相关的物来代替被迷恋的人，以满足自身强烈的“迷恋”欲望。因此，人对物的过分迷恋事实上是人对人迷恋的一种“替代”。如果说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重点是揭示物的神秘性根源，那么弗洛伊德对于恋物癖的分析，讨论的则是人为什么会迷恋物。前者侧重于分析外部条件，后者则重点探寻人的内心世界。然而，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都揭示了人的非正常状态。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状态；而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揭示出的人对物的迷恋，实际上也是一种非正常的病理状态。他们的拜物教（恋物癖）所指涉的物都要回归到对人的理解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这就为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拜物教”。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开辟的不同拜物教批判路向，左右着当代西方拜物教理论的变化发展。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着重于对“物”的神秘性进行研究。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得到启发，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时代特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做了富有穿透性的解读。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也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中获取灵感，但是却走着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已不再是经济上的统治，而是文化心理的统治，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要完全以文化批判为中心。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并非从物对人的统治中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要通过对人们拜物教意识的批判来完成的。如果说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围绕着“物”来开展拜物教批判的话，那么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则是一个转折点。他对“物”进行了符号化的解读，把“物”结构化为一种无指涉的“能指”，这样就把“物”彻底抽象化，变成无物之物。当拜物教批判理论对“物”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的时候，另一名当代西方学者——齐泽克出现了。他既对商品拜物教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批判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也对由拜物教所包含的“物恋”意义予以了高度关注，进而开展了对商品拜物教的精神维度的分析。齐泽克认为，在商品交换中，主体不仅难以摆脱非知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享受着其所呈现出来的“症候”。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看，虽然自马克思之后，许多西方学者力图从其拜物教批判中寻找思想兴奋点和理论增长点，并且把拜物教问题作为构建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内容。但是，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拜物教批判却不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摆向文化哲学甚至是弗洛伊德式的社会心理学批判。西方学者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过分关注的同时，放弃了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极为关注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问题。由于失去理论批判的现实根基，他们不仅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也不能清醒地认识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来源：2017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