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不是孤立地对宗教予以考察，而是将宗教纳入“宗教、民族、国家安全”这张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之网中加以全新认识。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可概括为八个要点：(1)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2)区分合法宗教活动与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活动；(3)构筑打击“三股势力”的“铜墙铁壁”与“战斗堡垒”；(4)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团结；(5)构建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6)保障宗教组织领导权在爱国人士手中；(7)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8)强化边疆干部队伍建设。

[关键词]：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宗教与民族；宗教与国家安全

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与最新成果，是一个开放的、以实践为根据的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宗教问题，牢牢抓住了宗教的客观发展规律，体现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统一。

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不是孤立地对宗教予以考察，而是将宗教纳入“宗教、民族、国家安全”这张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之网中加以全新认识。

一、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产生背景及特点

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从习近平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具体实践而来，其理论精髓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下简称“四个全面”)的实现，其理论特色在于“将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统一考量”。

“四个全面”的实现受“边疆局势”、“民族关系”、“宗教问题”之影响；而边疆局势、民族关系又会受宗教问题的影响。

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一直落后于内陆地区，社会稳定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四个全面”实现的“短板”。如果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与内陆地区差距过大、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无法保障，“全面”便无从谈起。“边疆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1]决定了：治国则必先治边。但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相勾结，歪曲宗教义理，煽动民族仇恨，严重威胁着边疆的繁荣稳定与社会发展，危害着国家安全。2014年4月习近平在考察新疆时提出，“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这是做好当前新疆工作的总目标”[2]；“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3]。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4]

现实中，宗教问题、民族关系问题错综复杂地与国家安全(特别是边疆稳定)联系在一起，而宗教问题又是这三者之中的核心环节。在我国，宗教与民族、边疆地区有着天然联系。一方面，“历史上，多个民族曾信仰过多种宗教，宗教在这些民族中有着广泛而厚重的社会和群众基础”[5]；宗教对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于这些民族而言，宗教情感往往就是民族情感。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信教群众的区域分布特点较为明显，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6]，而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又存在全民族信教的特点。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在边疆地区，民族情感往往与宗教情感相重叠，两种情感并发性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如处理不当，就会同时伤害到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产生了“被剥夺感”的人们会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自发性整合为共同体，而产生排外性、封闭性乃至宗教狂热情绪，同时也极易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所炮制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被洗脑之后成为从事暴恐活动的暴徒。当前宗教极端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再次扩张，而在我国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势力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从未停止，“2013年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有10起，暴徒均为宗教极端分子，暴恐案件呈现出地域扩大、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等新特点”[7]。打着宗教、民族旗号的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所以，宗教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与宗教是社会运行的两大基本要素，各族人民的融合及各宗教或教派的和谐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已经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以及外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渗透到我国各个领域。就国家安全而言，宗教问题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对其社会成员有效整合的关键问题，多民族国家强力塑造的社会“共识”常常会遭受某些个别宗教和个别信教民族的抵制，社会就会不时出现影响国家安全的危机事件。这使宗教问题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的潜在或现实重大因素。当今，企图“颜色革命”的西方霸权主义妄图在宗教问题上打开分裂中国的缺口，极端主义流行、暴恐活动渗入、周边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国内人们阶级意识淡化民族宗教意识增强，这些因素使宗教工作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使边疆成为在国家未来发展中更为重要的地带。另外，当前我国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邪教和其他迷信活动，这些犯罪活动也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现实已经迫切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要着眼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整体性地认识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

以问题意识为主导、从实践中来的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正是将宗族、民族、国家安全这三者统一在一起进行考量的。“将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统一考量”是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色。在2015年5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将“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指出“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8]。当前，中国处于实现“四个全面”的历史关键期，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态度日益多样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宗教领域出现了“信徒数量快速增长、信徒结构强烈变化，现有宗教格局面临冲击和挑战，宗教的国际因素和影响逐渐加大，宗教和民族的复杂性和政治敏感性增强”[9]等新情况和新问题。针对现实国情和具体问题，习近平总结实践经验，在“一系列论述和讲话”[10]中深刻阐释了关系到“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的一系列命题：宗教与依法治国、宗教与反恐、宗教工作与边疆跨越式发展及边疆地区民生事业的改善、宗教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宗教与少数民族思想教育及精神家园共同体建构、宗教工作与统战工作、宗教工作与边疆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及边疆地区基层组织完善。

二、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习近平基于发展与联系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地审视民族、宗教与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人类社会阶段性的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习近平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11]

整体上，习近平以“面向未来”的发展眼光把握宗教。(1)他倡导宗教积极劝善的一面：“作为一种文化，我很注意看宗教方面的著作，宗教在劝人向善方面有很多智慧，有很多有益的阐释”。[12](2)他倡导宗教在各民族国家友好交往、不同文明间互相交流的外交工作及民族文化交融上发挥积极作用。2013年5月，他说：“基里尔大牧首这次访华是两国宗教交往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中俄两国高水平和特殊友好关系，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希望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基里尔大牧首为促进中俄友好关系发挥更大作用。”[13](3)他倡导宗教“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使宗教与我国社会和睦相处，各宗教之间和睦相处，使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14]。

习近平以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面向世界的战略视角把握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之关系。他认为，“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15]习近平指出，“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积极稳妥地做好宗教工作”。[16]一方面，习近平鼓励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交流互鉴，提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7]。另一方面号召世界各国要在国际上遏制“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防范国际暴力恐怖活动的蔓延；例如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帮助有关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加强反恐能力建设”等[18]。习近平将宗教与国内国际安全形势、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普遍联系起来进行考量，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本质和发展内在规律，做到了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

习近平论述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是以矛盾分析法为基本方法论。习近平认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9]。在指导西藏工作方面，习近平既强调其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又强调其特殊矛盾——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坚持“重点论”，强调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的关键，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与打击“三股势力”是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关键，同时强调打击“三股势力”要划分重点区域，打准要害部位。习近平善用“两点论”，提出“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20]，既鼓励宗教发挥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又要求防止宗教被不法分子利用；既认为在依法管理宗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又提出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既坚持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战略上要勇于进取，又强调战术上的稳扎稳打；既要求人民干警对“三股势力”下重拳、出狠手、打准要害、打出声威；又提出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群防联合、群防群治，构筑反恐维稳的铜墙铁壁。

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体现了治本态度与底线思维的统一。治本态度就是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决心；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思维能力。习近平的治本态度正是体现在其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各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决心上；而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体现在其要“一环扣一环地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有准备地面对坏情况”的战略定力上，习近平认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多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21]。

三、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理论要点

“问题倒逼”思维贯穿于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22]。就宗教问题而言，习近平提出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部署和检查宗教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3]。当前，“人口流动”带来了“宗教流动”，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东西部人口双向流动，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跨区域迁移，共同促使中国原有宗教格局发生变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24]习近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紧密联系实现“四个全面”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观点、方针。

(一)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习近平认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2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高举民族团结大旗，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2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加大对外交流、摆脱自我封闭进而活跃于世界舞台，而境外势力也趁机利用宗教加紧对中国的渗透活动。他们或插手中国宗教事务，或直接控制某些中国宗教组织，以实现他们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企图。习近平曾一再表示：“我国的和平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27]习近平认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28]。习近平以法治思维强调综合施策、以法治方式强化疏堵结合；在执法目的上，习近平要求保障信教群众的合法宗教需求、依法保障宗教活动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依法保障宗教爱国人士的宗教组织领导权；在执法方式上，习近平强调对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出重拳、下狠手、坚决打击，又要求“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29]；在执法重点上，他要求强硬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在传播渠道上切断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使宗教“去极端化”。

(二)区分合法宗教活动与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活动

习近平认为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不再属于宗教范畴，要严格划清三个界限，即“爱国宗教团体与非法宗教组织的界限，正常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界限以及宗教、民间信仰、封建迷信活动三者之间的界限”[30]。对于非法宗教性组织，他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各种非法宗教组织，坚决刹住滥建庙宇和佛(神)像之风，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31]，“对属于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要依法处理”[32]。对于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习近平更是反复要求对其严厉打击，他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主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33]。

习近平充分肯定宗教界对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2015年6月，习近平在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时，就高度赞扬了藏传佛教教义中的扬善惩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积极思想以及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广大信教群众积极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贡献才智，中国的宗教信仰以倡导扬善罚恶、乐善好施、敬老爱幼、和睦邻里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贴近。但是，近年来和谐的宗教气氛却遭到一股逆流的冲击，西方敌对势力以“地下教会”为手段的“松土工程”与“金字塔工程”、“全能神”邪教案件、近年来新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等等，都是极少数别有用心份子利用宗教极端思想来搞恐怖暴力活动、以宗教之名来煽动民族分裂的犯罪铁证。

暴力、恐怖无关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世界三大宗教的基本教义都提倡和平仁爱、和睦和顺，反对暴力，更严禁信众伤害无辜。所以，暴力恐怖活动已与宗教根本义理背道而驰；极端思想无论以什么宗教幌子出现，其本质都是非宗教的。宗教极端势力还极容易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1998年美国关于“中国人权”报告中抛出的“新疆工程”、热比娅出境后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对境外东突势力的整合，等等，都是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妄想分裂中国，造成民族仇视、社会动乱，破坏中国人民来之不易幸福生活的罪恶铁证。分裂势力以“布道宣教”为名所从事的暴力恐怖、分裂国家等极端活动根本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目的动机、宣传口号、秘密组织、破坏手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宗教范畴，分裂势力的“宣教布道”活动其实质是违法犯罪活动。

(三)构筑打击“三股势力”的“铜墙铁壁”与“战斗堡垒”

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习近平的相关指导思想体现出了“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统一，体现出了“全局着眼”与“局部着手”的统一。

习近平提出，要依靠群众自发构建的铜墙铁壁打击“三股势力”，要建设好“维护稳定、反对分裂的坚强战斗堡垒”。“铜墙铁壁”喻指全局、战略，形象地指明了打击“三股势力”的斗争是一项全民性、长期性的斗争。打击“三股势力”是全民性的斗争，所以我们要“牢固树立没有与稳定无关的地方、无关的部门、无关的人的观念”[34]。打击“三股势力”是长期性的斗争，所以我们要“保持平常心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彻底胜利”[35]。“战斗堡垒”喻指具体局部、基层一线，边疆地区的农村是打击“三股势力”最重要的战斗堡垒，“广大信教群众生活在基层，因此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难点问题也在基层”[36]。所以，越是农村，越是基层，越要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用好村民小组长、吸纳优秀农村青年入党，越要完善村级组织、住村工作组、村警务室“三位一体”工作机制，越要提高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干警的待遇、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做到“铜墙铁壁”与“战斗堡垒”相结合，就要求我们既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思想上的弦绷得紧而又紧、对策上的准备细而又细、工作上的力度强而又强，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37]，又要“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打苗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38]。

(四)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团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曾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物质。”[39]宗教的长期性决定了宗教问题会长期地对国家安全、民族关系产生影响。宗教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消除宗教问题对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关键是要回到经济发展上来。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4月视察新疆时指出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40]。

习近平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政策落实、经济机制优化对维护该地区的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党的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其基本途径在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长期建疆”战略思路的目的正在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新疆和内地融合发展。在建国65周年前夕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重大举措和战略部署：“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域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优化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41]其具体内容包括：抓好民生、搞好就业与教育，促进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以“惠及当地”和“保护生态”为原则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向贫困宣战，抓好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脱贫；通过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实现边疆建设的加强，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指出要重点通过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事业来推进宗教和顺、民族团结。基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我国的信教群众主要集中在农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这一现实国情也就决定了：只有让各族群众的生活富起来、好起来，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才能有牢固的根基。习近平认为，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针对民族区域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重要契机、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为目的的总部署。具体措施在于：“坚持就业第一，大力发展吸纳就业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就业；坚持教育优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民族团结教育、双语教育和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质量；坚持可持续发展，牢固树立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理念，走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道路；坚持开放战略，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42]

(五)构建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

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团结就要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历史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认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3]。宗教是信教群众的意识形态，事关各民族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44]。所以，各民族要加强文化、宗教上的交流交往，只有促进各民族群众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才能真正保障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建设好“共有精神家园”就要发挥好宗教的文化功能和作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不同文化形态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性产物，而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即包含于其中。习近平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国文化”[45]；“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宗教作为文化子系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历史性整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备的宗教伦理，强化了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殿堂；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积淀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演变为民族风情的习俗文化。”[46]可以说，中国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互动关系，“中国宗教的个性”依赖于“中国文化品格”的阐释，“中国文化品格”遗传了“中国宗教的基因”。当前，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宗教在规范社会伦理道德、丰富哲学思想、丰富文学艺术形式、传承优秀民风习俗等精神文化层面的积极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宗教界要“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47]。

建设好“共有精神家园”就要打破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各族群众大规模跨区域流动，这种历史现象前所未有、举世无双。但是，历史上有的宗教由于在某些民族中信仰时间长，影响深，其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会带有不同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一些宗教特质，在现实中造成了“进城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不适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不适应”[48]。但“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49]；所以，城市要打破“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这些道“玻璃门”，在不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同时持欢迎心态。更重要的是，边疆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单向依赖宗教教育的问题仍然存在，必须抓紧推进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教育、“双语教育”，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对校园的渗透，“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50]。

建设好“共有精神家园”就要坚决反对“三个捆绑”。“坚决反对把某个民族自治区地方局部出事同这个民族自治地方整体捆绑在一起，坚决反对把某一少数民族中极少数人闹事同这个民族全体捆绑在一起，坚决反对把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员身上的事同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51]习近平指出“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民族团结是最大的群众工作”，要求我们思民族关系之主流，看民族团结之光明面。2004年习近平就曾提出：“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信仰上的差异性，绝不能把这种信仰上的差异引导到政治上去”，[52]“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53]总之，党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做发动全社会一起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各族群众要坚决摒弃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各族群众要善于用法律来保护民族团结——最终形成“各民族群众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中华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局面。

(六)保障宗教组织领导权在爱国人士手中

习近平指出，要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要发挥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正面引导，既满足他们正常宗教需求，又有效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54]。宗教领袖和教职人员要“爱国”、“爱党”。2011年7月，习近平在看望慰问宗教界爱国人士时就曾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精进学识提高修养，以信为本、以戒为师，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继续贡献力量”。[55]“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56]宗教领袖和教职人员要自觉“爱教”、“管教”，在诠释宗教教义上凸显宗教对社会的正能量。习近平认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宣扬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好的理念，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57]。在2014年4月考察新疆期间，习近平就对吐尔逊·马来提老人在讲经解经时注意宣讲党的好政策的做法表示赞扬和鼓励[58]。

(七)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

当前，我国“政党关系、宗教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海外同胞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宗教关系则又寓于其他四种关系之中。现实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民族以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和文化素养的人们，可以信仰同一种宗教或教派；同一社会阶层、同一民族、具有相同政治观点和文化素养的人们，又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或教派；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在这些人群之间常常会起到纽带作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又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宗教关系的和谐关系到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习近平高度重视宗教界在为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认为，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59]，“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60]。习近平更指出宗教和谐对两岸和谐的重大意义，他表示“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61]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只有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各项事业才能蒸蒸日上”[62]。

(八)强化边疆干部队伍建设

习近平要求边疆各族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工作作风与工作能力。一是各族干部要对党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反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要打头阵、做标兵，绝不做“两面人”、“老好人”；二是各族干部要加强学习政策的能力，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融合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三是各族干部还要按“三严三实”的要求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学习焦裕禄精神，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是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要同心同德，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民族人民为念，齐心协力做好工作。“要形成宗教工作的强大合力，在党委领导下，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工作”[63]。

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围绕“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这个大局展开，深刻论述了宗教、民族与国家安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了强大的政治判断力和战略定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性、针对性、理论性、政治性、政策性，标志着我党对宗教与民族、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军事、宗教与思想文化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新高度、新境界。

注释：

[1]以新疆和西藏为例，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而西藏是“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2][3][12][38][40][57][58][62]《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新疆考察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5月4日。

[4][37]人民日报评论员：《切实把握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5年8月28日。

[5]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第496页。

[6]在我国，伊斯兰教信徒主要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天主教、基督教主要分布东部及南部地区，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西藏、甘青川滇藏区和内蒙古地区，南传佛教只分布在云南地区。

[7]刘慧主编《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8][20][25]《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解放军报》，2015年5月21日。

[9]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修订版)，第493-496页。

[10]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主要包括2006年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2007年8月的《习近平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3年1月的《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2013年3月的《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2月的《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4年3月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4月的《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为实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2014年5月的《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的《凝心聚力，精诚协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习近平同志2002年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主题为“努力做好新世纪的福建宗教工作”的谈话内容、2011年习近平在看望慰问西藏宗教界爱国人士时的讲话、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时的讲话、2014年4月考察新疆时发表的一系列讲话、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5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主题为“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的讲话、2015年6月10日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时的讲话、2015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11]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编《宗教：世纪之交的多视角思维——福建省宗教研究会论文集(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3]《习近平会见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人民日报》，2013年5月11日。

[14][5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

[15][19][22][2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78、179、179、155页。

[16][32][46][5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18、217、220、219页。

[17]《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8]《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80-181页。

[23][36]《努力做好新世纪的福建宗教工作——访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中国宗教》2002年第4期。

[24][41][43][45][48][49][50][51][56]王正伟：《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求是》2014年第20期，第32、33、33、31、34、34、33、33、34页。

[2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14年第21期，第12页。

[28][29]《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30][31]《全省宗教工作会议在榕举行》，《福建日报》，1997年4月10日。

[33][54]《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为实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人民日报》，2014年4月27日。

[34][42]张春贤：《奋力谱写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篇章——深入学习贯彻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求是》2014年第15期，第7、9页。

[35]同上，第7-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44]人民日报评论员：《切实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四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5年8月30日。

[47][63]《习近平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解放日报》，2007年8月17日。

[55]《习近平看望慰问西藏宗教界爱国人士》，《人民日报》，2011年7月21日。

[59]《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

[60]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61]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日报》，2014年2月19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