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成都发掘的两晋时期排水渠（新华社记者刘坤 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雪芬在展示发掘的经版（新华社记者刘坤 摄）

规模宏大的寺庙、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饰有金粉的石刻经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6月4日公布，历经数月发掘，在市中心实业街发现福感寺遗址，此前仅见于文献资料的这座益州（成都）名寺终于重现于世。

从东晋延续到两宋时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常有高僧驻留。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宋初，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

据此次考古发掘领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介绍，目前的发掘现场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发现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迹，出土了1000多块刻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的经版，多达五、六百块佛、菩萨、罗汉、天王、伎乐等石刻造像残件及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伴随岀土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

“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尽管此次只发掘了一部分，但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易立说。

记者3日在发掘现场见到了部分出土文物，石刻造像庄严祥和、造型精美。经版质地皆为本地产红砂岩，经文字体秀丽疏朗，上面留存的金粉在自然光下清晰可见，其中一块经版上刻有“传今福感寺”“章仇来临”的字样。

“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蟠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人物‘章仇兼琼’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雪芬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告诉记者，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安史之乱后玄宗入蜀，成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更得到飞跃发展。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巍巍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王毅说。（记者童方）

（来源：新华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