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楠变易观念的思想来源于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变易观念的影响。变易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观念。早在上古三代时就存在着这种变化的观念。《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其基本观念是一种变易思想，这是晚清时期人们进行变法的思想基础渊源。王树楠具有正统的儒学观念，在其史学著作中多次体现出《周易》及其变易思想，并利用中国古代的变易观念来解释当前所面临的变局和现象。如他在编撰《欧洲族类源流略》时，认为“自古逮今，旧种之弱，每不敌新种之强。旧种之愚，每不敌新种之智。强者、智者出，而弱者、愚者遂沈霾没灭，无复有能存其种者。久之而强者又弱，智者又愚，新种遂变为旧种。而种之尤新者又出焉。存亡消息，如还无端。《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吾于是益知新之为义大也。四千年以前，种之强且智者，莫如印度，欧亚两洲谈贵种者，指为首屈焉。希腊、罗马踵起欧洲，亦世之所谓强种、智种者也，自德多尼苗族崛起，新益求新。于是割全欧，藩印度，种之所布于美、于非、于澳、于南洋诸岛，而蚕食之志，至今犹未厌焉。盖又不第印度之种，希腊、罗马之种之为所羁縻而删夷者，为可惧也。虽然，吾又安知夫旧者之不能复新，而新者之不复为旧耶？”[1]作者以“异域”文化，“夷狄”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民族的兴盛更替作为考察对象，从这种强与弱、智与愚、新与旧的较量和转变中，作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只有变革，中国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变易观中带有进步性，是当时中国社会变法自强的依据。作者的变易观还体现在《彼得兴俄记》中，以俄彼得变法为例，要求中国应当实行变法，且惟有变法才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社会现状的唯一出路。

二是王树楠在此时也受到严复天演论进化观念的影响。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严复翻译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向中国人介绍宣传西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公理，冀图挽救社会危亡，挽救民族危机。在此书中，严复通过自身理解，利用按语形式，将西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说、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学说创造性地糅合到一起，熔为一炉，汇为其名著——严译《天演论》之中。严复在书中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观点，解释为“明天道知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利用斯宾塞普遍进化说观点将物竞天择之义通用于人类社会，将赫胥黎 “与天争胜”、“胜天为治” 的观点和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相结合，鼓励人们“自强保种”；主张合群、善群，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保国保种；主张世界是进步的，“世道进化，后胜于今”；主张渐变，认为“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等，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人们主张改革，要求变法，进行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此书亦使严复获得“中国当时社会上西学第一人”称号。吴汝纶为其所作序中认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2]给严复《天演论》以很高评价，与吴汝纶有师友关系的王树楠可能就在此时，也受到了严复《天演论》观点的影响。王树楠在其史学撰述中，多次运用这些西方思想家观点，并用这些“西儒”观点来说明自己意图。

天演论思想观念在王树楠的史学著述中很多处地方体现出来。《彼得兴俄记》《欧洲族类源流略》都成书于1896年，1901年王树楠撰成《欧洲战事本末》，《欧洲族类源流略》刊行于1902年，在以上这三本书中都没有出现“天演”、“进化”之类词语，却都体现出王树楠的变易观念，表现出王树楠是用新旧、强弱，愚智、好坏观点来看待当时社会问题的，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从1902年《希腊学案》开始，史书中便不断地出现“天演之事”、“天演自然之公例”、 “择种”、“竞争”、“进化”等词语，反映出作者受到严复《天演论》思想的影响。“国民天演之事，由分而之合，由驳而之纯。……此盖天演自然之公例。”[3]这段话出自《希腊学案》，王树楠在书中提及“天演之事”、“ 天演自然之公例”这类词语，显然是受到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成书于1905年，刊行于1906年的《希腊春秋》中有“土狭民稠，谋生展地，亦天演必至之势。”“择种留良，乃天演自然之程度”；“竞争者，进化之母。”[4]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来，王树楠此时已经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观点，在文中一再提到“天演”、“择种”、“竞争”、“进化”等词语，而在此之前的《欧洲族类源流略》则没有提到这几个词语。

面对着当时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王树楠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从天命观到天演论的观念变化中，认识到只有进行变革才会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现状，表达出其要求社会变革追求进步的强烈呼声。

二 变革意识的诉求

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人们要求社会变革，要求改变原有现状的想法已经达成一种社会上的共识，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从龚自珍等人在思想上要求变易开始，到林则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维新派戊戌变法，中国社会时时刻刻都在变革，学习西方先进经验，迫切地希望通过变革使中国达到富强之目的。

王树楠对社会的具体变革体现在：

1.政治上要求广开言路，做到民情上下通达，避免塞责视听。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普遍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之一是民主制的实施，作为公民，有权利监督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实施，有权参与国家管理。王树楠心目中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同的，王树楠要求保留君主和君主制度，所要求的变革也只是人们普遍希望中国的君主能够像西方君主那样，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够广开言路，做到民情上下通达，也就是实行一些所谓民主措施的有限民主而已。

有感于西方民主制，作者认知的方向是回溯到古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王树楠认为中国上古三代，都不乏上下通达的事例。“三代以前，君与民亲，君若一家至长，而其民则若一家之子弟奴仆，有事则议之而后行，有令则拟之而后发。以黄帝之神而曰清问下民，以尧、舜、禹、汤之圣而曰都俞，曰吁咈，曰好问好察，曰闻善言则拜，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国制则询，国危询，国迁询，……古之帝王无事而不共之于民，故古无谏议之官，而人人皆谏议之士，……察其谤议，以为达聪、明目、省身、修政之助。”王树楠认为中国上古三代是君民亲若一家，无事不议，无事不通达的理想社会。秦汉时期，开始箝制言论，统一思想，这是造成民情上下隔绝的开始。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定心非、巷议、诽谤、妖言之罪后，于是出现“君自君，而民自民。上下始隔绝，不复相通”的局面。汉时开始设谏议官，犹有上古三代遗风。“汉兴鉴秦之弊，改设谏大夫、博士、议郎之职，议郎不属署，不直事，国有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中二千石博士会议，其数尝至数十人。汉昭帝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反复争论盐铁事，卒罢不行，以此见汉时君臣广咨博议，犹有三代之遗。”随着历史时间的发展，适应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古代民主制”已经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时代的选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但王树楠却认为正是后世谏议官的设置，阻碍了民情的上下通达，使“人之无言责者，始不得越职以言事。尊卑之分，乃愈严。而民之于君，益望若帝天，高远而不可及。其为谏官者，又复取诸科目资格，不慎选天下之贤才，君国之远猷，文武之宏计，率茫然不解其何事，惟以拾浮词，陈琐事，为市恩报怨之计。”所以“盖自有谏官，而天下之言始绝，天下之民始离。”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存在，原始时代的民主制度早以不复存在。王树楠羡慕西方的民主政治，法律的健全。“吾观泰西上下议院之制，有君以行法，有民以议法。法所不便者，不得行；法所不可者，不能强。上无所施其虐，臣无所擅其权，民无所积其怨。既议之后，又复刊诸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英奇之士，遐远之民，皆得竭诚效忠，相议而持之于其后。其纳言之广，谋国之众，实有合于古昔先王公天下之良法遗意。”[5]王树楠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制度相同，都采用上下通达的方式，君民无间隔，但这种“泰西近古制”的认识方法，是不正确的。显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区别是社会制度不同，这种所谓的民主制是没有可比性的。

由于王树楠对中国式的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认知不同，所以他的政治诉求也就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王树楠认为现在国家亟待实行变革，广开言路。“今天下内外之事之待于议者，亦繁且急矣。生民之利弊，国政之是非，兵刑、礼乐、因革损益之大端，敌国和战之全局。”这些上至国家大政，小至百姓的生计状况，乃至国家大事、国内政治制度、外交事物的方针政策都需要各阶层进行监督和参与，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朝廷独与二三枢密之臣，造膝而陈函檄而发，臣工不与议，僚友不与知，士庶不与闻，上之无以广天下之谋，下之无以尽天下之智，于是发一号，施一令，或不协于道，或不服于民，敷衍更张，二者之弊均为天下所笑”，这种状况是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必须进行改革，“今国家处积弱之势，毅然思变法谋富强”，否则就会有亡国灭种之灾。作者认为变法应该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古之圣君贤相，未有不集思广益，而成天下之务者。”所以希望当朝统治者能够“集群策群力，博咨而详说之，”做到“上师五帝、三王之意，下仿汉时召集贤良文学与公卿议事之例，国有大事则内外大臣疏荐才德之士，通中外抱远猷者，集议而行之，不属署，不直事，不定数，如此则有议院直意，而无议院之名，更请略宽知县以上，言事之禁，其有关于国家大计及一省一郡生民政治之利害者，许其上封事陈得失，以备朝廷采纳，其所言非国政，涉于一人一事之私者，罪之，此非第足以博闻天下之言也，亦且足以广收天下之才。”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合天下之力，纳天下之言，以谋天下事，以作天下之气，天下之人知朝廷之以天下为公也，则怀才抱道者，皆跃然思，各抒其所见，以效忠于上。”[6]要求当朝统治者，广开言论，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民情上下通达，不至于塞责蔽听，共商国家大计，以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

2.应该慎重选拔人才

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今日之天下需才之殷，求才之亟，盖莫有甚于此时”。[7]为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人才是关键。变法必须要任用合适的人选，要想求得合适的人才，其关键措施是作为一国之君，必须首先做到修身正心。修身内容不外乎为“内圣外王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将“古今中外政治之常变得失，与夫宜法、宜戒、宜因、宜革之故，了然于其心，而粲然于其目，”才能真正发现人才，量才使用，做到人尽其才。其次王树楠认为君主应以周公、魏文侯为榜样，以仁者为核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皇上才能有“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内外大小，凡百有司序事循业，各效其职，”达到“心亦不劳而治矣”的局面。[8]王树楠认为变革应该实行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国家实行过，譬如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德国俾斯麦改革，他们的成功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借鉴。“今之人有行之者，彼得、明治是也。”[9]王树楠1896年撰写《彼得兴俄记》，就是为推动变法的顺利提供舆论指导。要求光绪皇帝效法俄国彼得大帝，“乾纲独断”，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自上而下进行变法。

 三 变易观下的社会治理实践

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王树楠，与传统的变易观相比较，毕竟是向前迈出了较大的一步。王树楠通过对古今中外历史的研究和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提出若要富国，必先向西人学习。王树楠变法思想是与洋务派思想一脉相承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表现。一方面，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之处，“美矣哉，泰西之法也。”[10]“泰西之学其源于埃及乎，希腊述之，罗马昌之，英法兴而因革损益以集大成，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矣。”“西人则礼其礼，乐其乐，而天下治。”在王树楠眼中，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泰西之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圣人之功用备矣。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师乎，师乎！”西学是中国人进行变革时必须学习的内容，“西学立而日强，小学则小效，大学则大效，学不可已也。”一方面又驳斥了“华学于夷，不亦耻乎？”的论调，以“攻玉以石，洗金以盐，物有以贱理贵者矣，舍短取长，夫亦何常师之有”的观点劝导西学，要求变法，批评那些保守、守旧之人的错误做法，认为坚守“华夷之辨”的死脑筋，不思进取的做法，只能亡国灭种。华夷之间，“大仁无畛，大智无方，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11]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圣人都是相同的，都是可以值得学习的，没有门户与国界之别。

变法必须做到中西结合，“惟有远师三代之意，近采泰西之法。”[12]变革时将中西文化作为两个可以汲取的源泉，然后参照实际问题，制定相应的决策，才能够达到变革的目的，“酌古制，参西律而统之”是王树楠的变革原则。作者又进一步以用药治病为例，“中也内，洋也外，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13]强调变法宜参照中西先进之法，体现出洋为中用的中西结合方式，属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

王树楠要求的变革观念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较为广泛。他通过中西比较，列举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设想与措施，如在政治方面，要求“借才异国”，要求给人民以一定的权力，“泰西之民权虞如也？政其政，事其事，乐其乐，利其利”；要求改革律例，在法律方面实行重刑罚，“西刑重罚，古之善道也，役烦辱，谓之罚，力入金货，谓之罚财。”但必须做到“罪之不忘教，刑之不忘仁，司圆司隶之法也。”具体审讯过程中，要求像外国审判程序中，先起誓，后审讯，显示出取信于民。同时应该设立陪审制度，其作用是“无滥刑，无遁法，无情袒，无贿成。”要求设立巡捕，治理社会环境。“总于县，散于乡，耳目周而民志肃矣，故禁奸暴，靖盗贼，莫善于巡捕。”[14]王树楠曾这样叙述他在四川资阳县为官时的审讯过程，“余每莅任，始至之三四月内皆坐大堂问案，任人观听，书差不能蒙蔽一也，使人知所劝惩二也，可以通上下之情三也，久之人人相信，然后退坐二坐，仍令人随便观听。余每听讼必置城乡保甲册于案旁，原被告两造系何乡之人，平素作何职业，遇案检视，可以考证其为人。原被到堂，须使之一一尽言，参互质证，必有罅隙可乘之处，讯时宜五官并用，其要尤在察人词色，不但原被及中证，即旁听之人于问之当与不当，意之然与不然，亦无不流露于辞色之间。”[15]这是当初王树楠在四川为官时的实践经验，王树楠希望能够推广自己的经验，做到“同公平”的目的。

王树楠涉及最多的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变革。“强国以商”，要想达到“富国”，必须在税制方面进行改革，“西商百五而税，而日用之物不与焉，中国则税之外益之，曰厘，商道困矣，是之谓割唇而益鼻。……宽其税，裁其厘，而商道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16]“加酒税，驰盐厘，而税法正矣”以做到“与民共之，上无私焉，故君取民而不疑，税繁而国不扰”；设立钞法，“金银铜三品之法立，则钞法行矣”；设立银行，“流上下之财也，商操之，国卫之，通其缓急，剂其有无，则民信而财薮之矣。”[17]王树楠在新疆实行货币改革，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收到良好效果。

创办铁路。王树楠强调铁路的重要性，“机器之兴也，地无弃物，国无游民，生财之道备矣，轮船、铁路，其机器之牙龈乎？”[18]兴修铁路，“则开荒徼为康衢，化荆榛而文物，此固穷变通久之方。”[19]所以作者认为，“铁路者，一国之血脉筋络也。”[20]而铁路对新疆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要。“新省西、北两方为俄人铁路所包围，一旦用兵、朝发夕至，腹地之兵，非数月不能至新，而军火粮饷又无一不赖腹地转输，其胜败存亡之数，不待智者决也。英人谓新疆有铁路，则西域为中国所有，无则在俄人掌握可预券也。”王树楠在为官新疆时已经开始筹办在新疆兴修铁路，但最终由于清朝官员的昏庸无能而搁浅此事。“余欲由此创设铁路，先仿俄人台站之法，由蒙古草地试行，已绘图呈部矣，而遽遭谗口去官，至今十余年未有议及此事者。”[21]

提出兴办教育，重视人才，为社会变革服务。“乡学立而德盛，西学立而日强”[22]，“废科举而后学校兴，学校兴而后人才出。”教学内容重在教授“实学”，如电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为配合办学，应该兴办报馆。“日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一国，远之五洲，多识于百物之名，人而不阅日报，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重视报纸的近代媒体的传播力量和社会舆论宣传教育功用，“日报……史氏之遗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西人为日报，而是非善恶举。”[23]

王树楠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他在四川、甘肃和新疆等地为官时，已经将蕴含着变易观念付诸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之中，如兴办铁路，创设邮政，改革钱币，兴办学堂等措置，有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当时晚清政府的腐败社会政治环境，最终还是无法实施难以见到成效。他已经预见到变革有可能流于形式，难以深入推行，所以在其言论中多次涉及到改革时应该注意的原则及各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

王树楠主张变革的“渐变”原则，改革应该以稳定社会政治为目的。变革在内容上应该本着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不能只看重皮毛的形式。认为变法如果是流于形式，无异与“狙公之赋芋也，朝三而暮四”，其结果是“中邦之政，往往不求实效，而专鹜虚名，学步效颦，朝三暮四，大率类此。”[24]“国家变法，学步效颦，只慕虚名，不求实效，恐法愈变而国成蔽也。”[25]

变法是系统的改革，尽量协调、理顺各种关系。王树楠主张“改弦更张”，必须改变“琴瑟不调”的局面。若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是君民之间达到相互信任，作为君主应该下情上达，体恤民情。治国为政达到“群分均”、“同公平”的要求，“乱国斗兵，治国斗政。……正其教，理其事，兴其利，革其弊，举贤任能，与民更始，庙胜之道也，其惟明王乎？”[26]只有这样，才能“君以民事为事，则民信君；民以君事为事，则君信民，懿哉，西国之君民一体也。”为此君主在实行改革时，应该慎用人才，“开国承宗，小人勿用”，[27]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摘自刘芹《王树楠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276页。因需要内容有所改动。）